《喧哗的大多数》读书摘抄及感悟 - 简书

玛丽莲•罗宾逊在1994年的文章《清教徒与正经人》中，就很多人对清教徒的轻蔑态度提出了质疑，并对清教徒所持有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持有这些想法给予了更为充分和准确的阐述。她发现：“我们谈论和评价清教徒的方式，恰恰展现了我们眼中清教徒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清教徒时所持有的态度，正吻合了我们贴给清教徒的标签——僵化死板，思想狭隘，愤世嫉俗。

罗宾逊评论这种现象“展示了舆论是如何有效阻止人们对某一话题提出质疑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当某种言论对我加入一个群体的效用越明显时，我就越不愿意去评估自己表述的合理性。那些喜欢指责他人是清教徒的人，对清教徒实际上的样子知之甚少，他们不过是不愿意动脑筋去思考罢了。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广播节目《修正主义的历史》的其中一期里，对人们的非理性惊叹不已，并以著名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为例。张伯伦放弃成功率更高的俯身罚球，只因为不愿意被人视为以小女孩或娘娘腔姿态投球。多没道理啊！格拉德威尔惊叹道。只是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就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成就！

立场和观点的转变会造就一个完全不同的你。所以我们的思考，总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而我们能否好好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人是谁。愿意“被彻底击败”的态度本身就证实了一件事，即与你辩论的人是正派的，并不想要伤害或操纵你。而如果你根本不信任某些人，你也不太可能会允许他们来说服你。这说明归属感、从属感和割裂感，是在学习如何思考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海特的核心观点是：“在思考中，直觉位居第一，推理在直觉之后。道德上的直觉总是自动自发地产生，而完整的推理则很难有机会发挥作用，而且往往是来自那些最初的直觉。”因此我们在“道德层面的讨论”，“大多是事后空无一物的编造，只为了迎合一个或多个直觉目标”。

当选择到来时，“你会被它吸引，这并非是因为你渴望获利或贪图安逸，而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 当温暖的杯子如此靠近你的嘴唇时，你再也无法忍受回到‘外部’冰冷世界中的痛苦”。那些“还不太坏”的人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卷人了“坏事”之中，而坏事做多了，也就成为品行恶劣的人了。

使用推特大约7年后，我认为推特圈已经备受调侃嘲弄尖酸言语，甚至是纯粹恨意的毒害，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自已在那里所建立的真诚的、宝贵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注册一个推特小号，只有我最看重的那些人才能关注。我的想法是，关注我的人数要少于一百，每个人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结果，关注我的人当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无神论者，有的是学者，有的质疑学术圈，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有的是保守主义者。在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遵从了某种“遴选原则”：我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人交往。经验告诉我，即使我发表了什么他们强烈反对的言论，他们也不会把我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个新鲜的网络小群体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时我甚至会写下一些对于他们的看法——通常只有少数人会做出回应，但当他们回应时，我知道这些反馈来自真实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应。同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都天生具备开放性，善于倾听。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保持了可贵的一致性。不管是21世纪依赖智能手机的人们，还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史前狩猎者，对所有人来说，分离与隔离都是致命的，只有真正的团结才能维系生命。与我们刀耕火种的祖先不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区分“真正的团结”和“内环”带来的归属感。

安东尼•达马西奥在其力作《笛卡尔的错误》中解释道，无论是因为受过损伤还是出于先天缺陷，当人们只能对情境产生有限的情绪反应，或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情绪反应时，他们的决策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他们只使用理性来进行决策，而事实证明，理性本身并不足以指导行为。

在生活中，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些偏差，在任何一个单一情景下，我们对认知偏差的需求都如此强烈，以至于失去它们后，我们的头脑将无法正常运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写道：“没有偏差和习惯的帮助，我连怎么走出房间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无法感知到生活中的任何人际关系。理智可以做出评判，并在事后纠正某些错误，但如果我们总想在繁复多变的人类事务中做出正式的、毫无差错的决策，世界就会停滞不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向优秀的人而不是糟糕的人学习思考。习惯和一个人交往，就意味着接受他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不仅关系到思想，也关系到实践。这些优秀的人会向你展示如何对待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100 多年前，切斯特顿写道：“如果你和一个疯子争论，你很可能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原因在于，他无须对事情做出良好的判断，因此在许多方面能更迅速地思考。他不会受到幽默感、善意，或由经验而生的固执观念的阻碍。因为缺乏某些正常的情感，他的想法好像更合乎逻辑。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常说的‘精神错乱’一词其实是一种误导。疯子不是丧失理智的人，疯子是除了理智之外失去了一切的人。”

“辞屏”是指词语或符号构成的独特“镜头”或“屏幕”。作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工具，词语就像镜头一样，难以忠实呈现对象的全部特征，必然会突出一些信息， 而掩盖其他特征。

［当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联想”时，assciation（联想）就来自social（社会）一词，我们就在进行这样的神话创作。联想——我们把想法看作一个个小团体，可以“联结”起来，发现了吗？］

我的朋友马克·刘易斯是一位演员和相当有经验的表演教师，他告诉他的学生，要扮演一个非常令人厌弃的角色，在言行上都表现得令人讨厌的关键，就是要意识到在另一种环境中，你可能就是自己所扮演的那个人。同样，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转折事件发生在狱中，当他看到无情对待他的监狱看守时，他意识到，如果他们彼此的处境发生了互换，他也会残忍地对待狱中的囚犯。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体验派表演者，把自己投射到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意识到他们有着比他以为多得多的共同点。

第二个比喻是“双系统”，这意味着两个操作系统，比如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装有Windows和Linux系统，你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一旦你这样做了，并且在两个系统之间不断切换，你就会发现，你能在一个系统中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可以在另一个系统中完成，尽管是使用了不同的技术和方式。你不会最终认为两个系统完全一致，但也不会把它们看作是互不相容的。在来回切换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个系统在哲学意义或实用意义上优于另外一个，但你也并非对那个你不喜欢的系统一无所知，如果被情势所逼，你也可以忍受它，虽然你并不是特别想要这么做。

“体验派表演”和“双系统”的目的，都是防止思考者立即进入反驳模式。这是“给它5分钟”式智慧的另一种体现：你可以立即发言，但你必须先说出别人的想法，不要在其中掺入自己的主张。

集群是信息管理的强有力方式，也是我们为了做出选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抹杀个性。不过，集群作为一种容纳策略，也是可取的

我们需要培养即时的质疑精神。虽然群体团结对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内环”和“真正的成员资格”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维系的基础。

我们认为人们不应该敞开胸怀，而是必须坚定信念。如果一直纠缠于某些问题，我们将永远不能在知识或社会层面上取得进展。切斯特顿“坚定地认为，开放思想的目的，就如同张开嘴巴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咬住某些坚固的东西”。我喜欢切斯特顿的隐喻，他的意思是，头脑中保有坚定的信念，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滋养。

当然可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本该坚信不疑却未能坚持的观念，同时又有一些本应质疑却恰恰无比坚定的想法。要理解这一问题，并着手解决它，我们需要借鉴参考亚里士多德对善良与邪恶的解读：德行就在两种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我们不想，也不希望别人是倔强固执的，但同样不希望他们谨小慎微、优柔寡断。

要在思考中保持一个恰当的立场亦是如此，要在极度严格和犹豫软弱之间，保持适当的坚定信念。我们不想因为优柔寡断或漠不关心而失去思考能力，应该同时保持思维的灵活度和坚定性，根据事实情况的变化来适度调整我们的观点。

经济学家把沉没成本视为特定项目中无法收回的投入，一些人指出，沉没成本对决策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人们对某个项目的投入越多，就越不愿意放弃它，无论存在多么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项目注定会失败。那些下注很大的扑克牌玩家不愿收回或放弃自己的赌注，即使从数学上看，坚持下去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损失。股市上的投机者总是不愿面对他们最有价值的股票就要猛跌的事实，不愿在亏损时卖掉它们。这些人总是执着于沉没成本，执着于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不是当前可以做出的最好决策。这种执着的态度导致他们时刻紧盯沉没成本，学者们管这叫“承诺升级”（管理心理学中的概念，常发生在人们认为要对自己的失败负责时。为了证明最初的决策是正确的，人们会继续投入大量资源，执行注定会失败的决策）。

《权威与美式英语语法》作者华莱士对民主精神的定义：“民主精神融合了严格与包容，既包含充满激情的信念，也强调了对他人信念一如既往的尊重。正如每一个美国人都了解的那样，这种精神很难培养和保持，尤其是涉及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事物时。民主精神要求个体保持百分之百的理智和诚实，这同样很难做到——你必须愿意诚实地看待自己，以及你忠诚于这份信念的动机，并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态度。”

首先，是思考的危险：我不敢保证，如果你转变了观点，会不会失去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严正声明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真正的思考，有时就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