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yashl｜诚实难于死

英国作家奥威尔回忆说：“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倾的话，会被认为是个怪物。”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集体迷恋上了苏联，要是你说苏联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你造谣。要是你说的实在有根有据，他们会解释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然后追问你为什么心眼这么脏，非要纠缠于这些事情。

帕索斯忧心忡忡地问海明威：“我心底一直藏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公民自由在战争中被毁灭了，那么人们为了自由而打一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海明威的回答是：“公民自由，狗屎。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

英国的左派不愿意听奥威尔的大喊大叫。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一样，认定最重要的是立场，“你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敌人一边？”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你就不能说人民阵线的坏话。就算你说的是真相，那也是应该被隐藏的真相。奥威尔写了一篇《目睹巴塞罗那》，杂志不肯登，因为“它立场不正确”，奥威尔又写了一篇《西班牙战场》的书评，杂志还是不肯登，因为“它的立场还是不正确”。奥威尔写了一本揭露真相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费好大力气出版后只卖掉了几百本。

奥威尔第一次发现了人们其实不关心真相，如果立场要求他们承认二加二等于五，那他们就会说二加二等于五。这个发现让奥威尔极度惊骇，也成了他以后作品的一个最核心主题。在他愤怒的时候，诗人奥登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奥登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写了一篇著名的诗歌《西班牙》，里面有这么一段：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心存宽恕

今天，是短命的传单和在无聊的会议上

行使权力。

奥威尔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当时英美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理解极权主义。他们满眼只看到了自身社会的种种不好，但是却不真正明白大清洗是什么、洗脑是什么、政治谋杀又是什么。就像奥威尔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象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害怕。

西班牙内战已经过了将近八十年。从现在看过来，共和军和佛朗哥的国民军都干了很多残暴的事情，双手都沾满了血。我们不能因为共和军的红色恐怖，就宽宥国民军。事实上，国民军杀的人更多一些。至于他们的政治路线，都相当极端。我们可以猜测，如果共和军获胜，西班牙要经历的道路可能会更坎坷，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我们真正能说的，就是一场悲剧。

至于那些热情参战的国际志愿者，当然值得我们致以敬意。有一位美国的年轻人，留给他母亲一封信后前往西班牙。这封信里写道：“我必须去西班牙打法西斯，这样以后我不会后悔，说在我们还有机会打败法西斯的时候，却没有去。”这种情怀是让人感动的。奥威尔变卖家产前往作战，同样让人感动。

但是在感动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许多理想主义者最终在立场和事实中间选择了立场，在理想和良心之间选择了理想。他们像奥登一样，为自己找到了种种借口，要展望未来，要牺牲小我，要顾全大局，要原谅这一点小小的屠杀。就连奥威尔也在说出真相的时候，掩藏了真相背后的真相。可是在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真相的守夜人，就像科学家应该是科学事实的守夜人一样。当知识精英都要为了大局出卖真实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离堕落和疯狂不远了。

他们来到了西班牙，他们勇敢作战。他们是勇士，他们不怕死，但有时候，诚实比死还难。